大学阶段是种种人生压力相对集中的阶段。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表现为人格的自我中心，后果多指向内部，极端的就出现自杀、自残等
记者：毫无疑问，大学阶段是种种人生压力相对集中的阶段，来自学业、人际关系、就业及感情诸多方面。那么，您认为，由此会诱发大学生哪些心理问题？
方俐洛：确实，大学阶段承受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。其心理问题表现为人格的自我中心，容易变得孤僻、内向和脱离群体，易于沉迷网络、录像等。这种人格禁不起挫折，报复心强。据我们调查，1／4—1／3的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。
申继亮：同学之间的沟通不畅，没有认同感，而大学时期是需要得到认同的。
蒋奖：现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有一定的爆发率。每个班都有一两名学生存在人格缺失，2001年有资料显示中度症状者占大学生人数的10%以上。但像马加爵那样指向外部的还是极少数，更多地会指向内部，如自杀、自残等。
大一最关键。大学生要善于发现自己多方面的价值，要敢于承担责任，应该建立一个宿舍、年级、学校、社会的网络管理体系
记者：置身重重压力包围中，大学生进行自我调适和自我救援是不可或缺的。
蒋奖：大学的评价体系不再是单一的分数，毕竟学习环境有了很大变化。大一是最困难的时期，处于与父母亲人的心理断乳期。大一没适应好可能四年都不快乐。很多学生会越来越自卑，应该出台一套辅导计划来帮助他们意识到大学和中学的不同。
记者：马加爵收集了“忍”的字画，说明他意识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问题，但最终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。当心理抑郁到一定程度怎么办？
方俐洛：自己是无助的，要依靠心理医生。人格形成的关键年龄是3岁、7岁、13岁和18岁，除3岁前在家外，其它都和社会教育有关系。所以教育应切实担负起责任，大学生都应选修心理健康课程。
车宏生：学会调适自己，适应规则。不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，要敢于承担责任。
蒋奖：善于发现自己多方面的价值，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失为扭转抑郁状态的途径。如想到自己还可以帮助更无助、更贫困的人，慢慢地就可能拥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心态。
申继亮：一个学生真的压抑了，一件小事会在其自身心理不断放大。对此，首先要想到找心理医生，不要积怨。应该建立一个宿舍、年级、学校、社会的网络管理体系。
记者：如果看不到压抑的现实有改变的迹象，毁灭或自毁就是必然的？
蒋奖：这时来自同学间的帮助非常重要。班主任和辅导员也应更关注这些同学。但现在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心理健康知识，也就谈不上帮助别人。
樊富珉：我们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拥有健康的成长环境，那些成长背景欠佳的学生尤其需要关注。在一定的环境下，极度自卑的学生会用超常态的方式来表现自尊。
同学之间应该尊重差异，学会欣赏独特性。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人和谐相处。当个体在群体中受到孤立、排挤和歧视时，行为容易冲动
记者：马加爵说自己努力想和周围的同学处好关系，但多遭遇嘲笑和冷漠，如何尊重自己不喜欢的人并与之相处？选择不接触或躲避？
申继亮：不少国家不提倡特殊教育，而提倡全纳教育，即个体间无优劣之分，只是个性差异而已。这种基本的教育理念应贯彻。当个体在群体中受到孤立、排挤和歧视时，则容易行为冲动。同学之间躲避不是办法。
樊富珉：相互之间应该学会欣赏独特性。
记者：关心人、尊重人是大学生最基本的素养，同学之间应该努力做到让强者有心，弱者有力。
邹泓：冷漠和敌意让人产生逃避感。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人和谐相处。社会是多元的，要学会尊重差异。这种观念要从小教育、渗透。当然，如缺乏这样的教育，一旦碰到不如意，反社会性就会增强。
学校要教会学生乐观面对困境，让学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通过哪些途径可获取有效帮助，以此来提高他们面对挑战的能力
记者：很多高校都有心理咨询中心。它们真的在发挥作用吗？从教育的角度说，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努力？
樊富珉：现在许多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大多形同虚设，只等学生上门咨询。我们应该主动出击。现在清华大学等学校每年新生入学都要做一次心理健康筛选，发现有抑郁、自卑倾向者会对其进行重点跟踪和疏导。重在预防。
方俐洛：学校首先要发现这类学生，大学要设立心理档案。
车宏生：健全人格的培育主要是教育问题。相应地，社会评价指标也不能光看学历、知识，还要考察其人格，要把心理健康教育变成教育体系的一部分。
蒋奖：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有心理咨询机构。一些学校还把心理咨询机构看作思想政治工作，由一些政工干部坐堂，成了摆设。
邹泓：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是助人自助。学校要教会学生乐观面对困境，让学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通过哪些途径可获取有效的帮助，以提高他们面对挑战的能力。同时要让老师和大学生都了解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。
记者：班主任、辅导员、科任老师如何帮助学生疏导心理郁闷？
邹泓：现在很多大学生不能有效应对学业、情感、就业等压力，学校应该配备专业人员加强指导。目前很多思想政治课程和学生的心理需求相距很远，应该有针对性地告诉他们如何自我调适。
记者：贫困加剧了心理不健康？用孤僻和冷漠来掩饰贫困的尴尬是人的一种自然选择。这时候应如何面对？
邹泓：不能这么说。农村孩子多朴实，邻里关系很亲密。只是上大学后，他们适应城市环境的时间可能长一些，困难多一些，挑战大一些，但这和他们的心理健康没什么关系。
樊富珉：来自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学生相对贫困，视野相对狭窄，因此，辅导员和科任老师要多关心他们。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要注意技巧和方法。因为这群学生比较敏感，有时不恰当的特殊关怀反而会触发其自卑心理，效果适得其反。
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比其他群体严重，媒体不应不负责任地炒作。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更紧迫。很多心理热线从业者都没有专业知识
记者：除了个人、同学和学校的努力外，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应该为大学生心理救援提供些什么？
邹泓：首先要转变观念，不是精神病人才需要看心理医生。国外有一种心理危机干预机制，一旦发生空难、火灾等事故，专业辅导人员就参与救助。目前，社会心理咨询门诊、心理热线如青春热线、女性热线等都还太少，很多从业者缺乏专业训练，因此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更显紧迫。
方俐洛：早期的家庭教育很重要，如父母和邻里认为不爱说话的孩子就乖巧，这种家庭和社会评判是偏颇的。初期的这种教育容易使孩子走向内向、自闭。如从马加爵写的绝命书看，所陈述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，长大后的事情没怎么触及。他不是没有长大，而是不愿长大。
记者：最近某电视台推出以马加爵为原型的《狂魔落网记》新闻故事节目，还有消息说有导演准备以此为原型拍电视剧，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邹泓：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比其它群体更严重。虽然有些大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，但为数极少，整体上并不比社会其他人群问题更多。媒体不应不负责任地炒作。
【专家简介】
方俐洛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
车宏生：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申继亮：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邹泓：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蒋奖：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
樊富珉：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、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
